吕思勉对于“四裔”诸族的认识 历史时期，中原王朝颇有“夷夏之防”观念，称异族为“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即文献所记载的“四裔”，这主要是因其所居的方位而称之。吕思勉认为，所谓“四裔”民族，“原以其方位言，非以其种族言。既习以是为称，而其种族之本名遂隐”，并进一步指出“夷、蛮、戎、狄之称，其初盖皆按据方位，其后则不能尽然。盖种落有迁徙，而称名不能屡更。故见于古书者，在东方亦或称戎，西方亦或称夷也”[15]。对于“四裔”之族在中原王朝历史进程中的影响，吕思勉认为“四裔为中原患者，莫如北族。北族之为中原患者，多在漠南北。中原人对朔方，遂有一种恐怖心，以为敌之起于是者，皆不可御也”，“可见敌国外患，原因甚多，地理特其一端耳”[16]。 在中华数千年的文明史中，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所吸合的种族甚多，而“与汉族有关系最早且最密者，厥惟匈奴”。从战国时期的历史形势看，秦赵燕三国筑长城是用来防御“四裔”诸小部族政权的“寇钞”，因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继续用之以防匈奴等族，但后世“誉之者以为立万古夷夏之防，毁之者以为不足御侵略”。吕思勉以为“皆不察情实之谈也”，笔者赞同吕思勉的这一看法，并进一步认为长城的防御功效是在历史发展中渐趋蜕化的，以至于到东晋末期“四裔”之族抑“汉族”而纷争中原。事实上汉族政权与“四裔”诸族的关系十分复杂，而“四裔”诸族与汉族乃至世界其他民族的关系亦很复杂。不仅如此，“长城”在军事防御方面最终未能抵挡住“四裔”诸族“入主中原”，却在汉族政权的君臣心中筑建了一道“内守”的思想“长城”。 通过阅读吕思勉的史学著作，笔者发现吕思勉对于民族史的研究总是从某一民族的族名称谓、活动地域、文化政俗、迁徙演变以及与中原汉族接触往来的情况等方面作具体翔实的论述和考证，使得这一民族的面貌得以被具体揭示出来。如在《中国民族史》中，他在每一民族的论述之末都附录数篇考证翔实的专文，用以说明该民族的历史情形。而于中原文化对“四裔”之地域的影响，吕思勉则尤为用心详细论述，并说“凡后世史籍所载诸四裔，有为古代声教所及者，礼俗亦往往与中国古代相类，如匈奴、鲜卑等是也”[17]，吕思勉此处的“中国”当指汉族建立的统一政权。 如匈奴之历史，吕思勉说“此族在古代，盖与汉族杂居大河流域，其名称或曰猃狁，或曰獯鬻，或曰匈奴，皆一音之异译”[18]，又说匈奴之名“见于《春秋》者，或称戎，或称狄，盖就其始所居之方位名之，无关于种族也”[19]。事实上，匈奴一族的政教风俗渐与中土相类者极多，故吕思勉指出，“其大部落实自皇古以来，即与汉族杂居黄河流域也。则其渐染汉族文化之深，固无足怪矣”[20]。如敬拜日月、信巫和丧期无数及殉葬习俗等，都与汉族颇有相似之处。但从文明发展程度看，匈奴“终不逮汉族者，则汉族久进於耕农，而匈奴迄滞於游牧之故也”，“匈奴为汉族所迫逐，正支西徙至今立国欧洲”，其居留中原地域者几乎都为他族所同化。因此，吕思勉说“中华民族中，匈奴之成分，必不少矣”[21]，可见吕思勉认为匈奴与中原民族的关系最为复杂和深厚。春秋时期“四裔”族落都墨守的“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的习俗，匈奴之族表现得更为鲜明，故吕思勉认为“犹足想见古者刑措不用，及未施信于民而民信，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风焉”，并进一步指出“要之匈奴之俗，与周以后不相类，若返诸夏，殷以前，则我国之俗，且可资彼以为借镜也”[22]。 再如鲜卑族的历史，文献记载“戎狄之族继匈奴而起者，时曰鲜卑，古时称为东胡”。考之文献，《史记·索引》有“东胡，乌桓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而《后汉书》则说“乌桓、鲜卑实为古代北方之二山”。吕思勉认为东胡“汉时盖分为众小部落”，“然部落既盛，复日与汉人相接，渐染其文化；程度渐高，终必有能用其众者，此慕容、拓跋诸氏之所由兴也”，“东胡之种裔多云汉姓，并乘汉族政权之衰乱奔争而入主中原，虽其业或成或不成，然其进入中原则一也”[23]。观诸中国两晋之后的中原历史进程，吕思勉这一观点是令人信服的，鲜卑诸族对中国中古时期历史的影响可谓深远。 对于北狄群族的历史，吕思勉亦有一些独到论述，认为“从来北族之强盛，虽由其种人之悍鸷，亦必接近汉族，渐染其文化，乃能致之。若其所居近塞，乘中原丧乱之际，能多招致汉人，则其兴起尤速”[24]。又说“大凡北族的灭亡，总是由于内溃。而其内溃，则总是由于宗室之中，相争不决的”[25]，并进一步指出“羌人与汉人发生矛盾，不在塞外而在塞内。以彼此融化，非旦夕可期，而汉人又颇陵侮之故也”[26]。在吕思勉看来，这实际上是中原民族与“四裔”民族关系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重要脉络。但于回族来说，“汉族的同化力虽大，而回民所信的宗教是深闭固拒的。汉回的隔阂，民族上的关系小，宗教上的关系大。因宗教不同，感情不甚浃洽，往往至于斗争。以民风论，则回强而汉弱”[27]。于今日藏族与汉族的历史关系论依然如此。 针对“四裔”民族与汉族政权的关系及其变化问题，吕思勉认为“从来夷狄之顺从，恒以中原王朝之盛强，适直彼之衰乱；而夷狄之强横，亦以中原王朝之衰乱，促成彼之强盛，此数见不鲜之事也。惟突厥亦然。直炀帝时，中原乱，始有轻隋室心。时中国大乱，华人归之者甚众。群雄之崛起者，悉臣事之”[28]。因此，吕思勉认为从这个层面来理解中国历史，便可窥见“从汉到唐与从宋到清，期间有一个不大相同之点”，即“从汉到唐，中国是征服异族的；从宋到清，中国是给异族征服的”[29]，这种“大不相同”实系唐宋社会的一种深刻变革。 此外，关于“五胡乱华”及其历史影响，吕思勉认为“五胡虽然是异族，然而入居内地久了，其实只算得中国的编氓。他们除据有中国的土地外，都是别无根据地的，所以和中国割据的群雄无异”，因为这一时期的汉族虽造就了南朝政权却终为以五胡为主的夷狄政权所并掉，然而这种历史格局和政权走向至赵宋时代又再次形成。因此，吕思勉说“前此扰乱中国的，不过是‘从塞外入居中国的蛮族’乘着中国政治的腐败，起来扰乱。这时候，却是以一个国家入侵的”，并进一步指出“中国前此，不曾以一个国家的形式，和别一个国家相接触而失败，这时代却不然了”[30]。 受吕思勉上述观点启发和影响，笔者认为赵宋以后的历史，除明朝外再无“以一个国家的形式，和别一个国家相接触”的汉族政权之时代，而是以“四裔”后裔之民族完全统治的元朝和清朝。因此就民族史来看，在13世纪以后早期的“汉族”和“四裔”民族遂疾速地演化为新的汉族，这一历史过程至民国时期基本完成。中国之民族的历史大致可以说是“四裔”之诸小民族同合于汉族而逐渐消亡或吸收中原文化后造就成新民族的历史。而“入主中原”一直是许多“四裔”族落努力尝试的，真正成功的却只有蒙古人和满人。然而和清朝政权相比，蒙元时代又是很短暂的，吕思勉对此解释说“蒙古人是始终并没懂得中国政治的”，又说“他看了中国，只是他的殖民地。只想剥削中国人以自利。始终并没脱离‘部族思想’”[31]。笔者认为这层解释并不完全符合元朝历史的真义，因为元朝的许多政治制度是沿袭唐宋“正统”的，而其变革或新创的制度也有许多为明清所继承，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为近世中国的样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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