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考研：韩国百济故地出土南朝官印浅析

dayday · 发表于 2022-12-14 17:25:06

原标题：民族学考研：韩国百济故地出土南朝官印浅析
韩国百济故地出土南朝官印浅析 
〔韩〕赵胤宰
（韩国仁济大学历史考古学系韩国金海）
内容提要：韩国高敞五湖里5号石室墓中出土铜制印章一枚，因其特殊的印章等级与颇具争议性的印文识读而备受学界瞩目。此印又与南朝梁的官印颇多相似之处，如同属鼻钮、印文具戎号性质等。这为百济与中国的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材料。在此之前，除以乐浪为中心的汉郡故地外，朝鲜半岛从未出土过中国印章。以介绍高敞出土铜印为契机，就中国汉魏晋南北朝官印形态、印文的职官名及其性质进行适当探讨，以缕清高敞铜印传入的来龙去脉。
关键词：高敞五湖里百济铜印南朝官印中韩文化交流
一序论 
高敞位于朝鲜半岛西南海岸（图一），高敞五湖里墓地以百济石室坟为主要形态，亦发现有石棺墓、瓮棺墓、周沟土圹墓等其它形态墓冢。其中经过调查的百济横穴式坟墓共有8座，整体平面呈长方形，均由石块筑成，石室内部有广肩壶、瓶型陶器、盖杯等多种百济陶器。尤惹人注意的便是5号石室墓中出土的1枚青铜印章，印面呈正方形，边长2.5厘米，其上有环形钮。印文共6字，报告中将其判读为“□义将军之印”（图二：1、2）。
报告书指出：“据估计，此次出土的青铜印章应为这一地区首领阶层所用的物品，经判读的印文将成为研究百济地方统治制度问题非常重要的材料。”［1]报告书所论，此枚印章的出土的确意义重大。其它暂且不论，即就此一事实——中国南朝时期的官印能够在朝鲜半岛出土，就具备了多方面的重要价值。如果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研究百济时代“地方统治制度”时该选用怎样的材料？如果有了材料，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它们的价值？我们发现，留存至今的百济与中国交流的考古材料十分有限，每一件都弥足珍贵。从研究百济行政制度史的角度，可以说是材料的缺乏束缚了对历史事实的探究。
而高敞铜印便是这样一件不可多得的考古材料，其重要价值不仅体现在它的形制和印文几乎与中国南朝梁的印章如出一辙，而且体现在高敞铜印的性质和流入途径上，这些对于两国间政治关系的研究来说，是极具研究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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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高敞铜印出土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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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高敞铜印
1.高敞铜印印体 2.高敞铜印印文
本文注意到，高敞铜印的整体形态与中国南朝的一些官印极为相似［2]。印钮的形态与南朝时期官印的特征如出一辙，均属鼻钮（高碑形钮）［3]。高敞铜印印文具戎号性质，也与南朝官号相似。本文将利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印的实物材料及文献材料，对中国汉魏晋南北朝官印形态、印文的职官名及其性质进行适当探讨。
二对高敞出土铜印的探讨 
高敞五湖里出土的铜印，在印钮形态及印文上与中国南朝梁的戎号官印——“伏义将军之印”极为相似。“伏义将军”是中国正史有记载的戎号之一，是南朝梁代设立的“杂号将军”的一种，为实际出现过的官职。据《隋书·百官志》所载，梁武帝天监七年（508年），梁代为给境外人士加封武职，设立二十四班，实施官印制度。其中，“伏义将军”与怀义、奉信、归诚、怀泽将军等同属一班，属极低官职。梁大通三年（529年）与怀泽、归诚、奉信、怀义等戎号同班，品阶也是最低的一班［4]。
1.印章的材质 
高敞五湖里出土印章的材质为铜，与南朝梁之官印材质相同。汉晋南北朝时期官印随品级而材质有所不同。根据两汉文献［5]，官印的材质有金、银、铜。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南朝铜质印章的相关记载较为详细［6]。百官印品级中相对较高的是将军印，现存的将军印中除一部分以外全部都是铜印。魏、晋、宋、北魏等朝设有五威将军和五武将军，他们的品级不是四品即是从四品。这样看来，这一时期四品以下的官印全部为铜质。“伏义将军之印”的将军号不仅是四品以下官职，而且是最末端的品级。梁的官制承袭宋制，“伏义将军之印”的材质为铜也基本符合文献记载。因此，高敞出土的铜印材质符合梁代官印制度。
2.印钮 
高敞铜印的印钮类型属于鼻钮，其形态与包括“伏义将军之印”在内的南朝梁代一部分官印印钮有很大的相似性，如南朝梁代“荡寇将军之印”（图三：1）、“冗从仆射之印”（图三：2）、“饶安长印”（图三：3）、“新丰长印”（图三：4）、“郫县令印”（图三：5）等采用了鼻钮中的一种高碑形钮。就形态与规格而言，高敞铜印与它们几乎一致。上述各印印钮高度一般为1.5～1.8厘米，钮顶为半圆形或半椭圆形，印面为正方形，印体厚，印钮类似于碑形。这种形态是由传统鼻钮演变而来的新型钮形，盛行于南朝的梁、陈，史书中所载的南朝“环钮”［7]即指此种鼻钮。
3.印文的判读 
图三// 与高敞铜印类似的中国南朝梁代官印
1.“荡寇将军之印”2.“冗从仆射之印”3.“饶安长印”4.“新丰长印”5.“郫县令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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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义将军之印”名号的官印及印文
1.南朝梁代“立义将军之印”印文2.南朝梁代“伏义将军之印”
高敞五湖里出土铜印印文中可读文字共有五字，即“□义将军之印”。若能判读出首字，印章的性质及其重要性也会变得更为具体。根据现在印文的情况，由于无法准确辨认出文字本身的笔划，因此，完全正确判读印文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不过，对比中国类似的官印，印文内容也几可推定。魏晋南北朝官印中出现“□义将军”名号的有：伏义、宣义、向义、守义、立义、归义［8]、雄义、辅义、驰义、奉义、怀义、康义、执义将军，共13个。这当中有实物为证的有“立义将军之印”（图四：1）和“伏义将军之印”（图四：2）。高敞铜印的印文出自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设立的将军名号，因此，上文13个“□义将军”名号中必有一个与高敞铜印印文一致。
比较印文中清晰的笔划与中国南朝官印的字体及镌刻笔法是目前判读文字最有效的方法。南北朝官印体系基本沿袭晋印系统而来［9]，如作仔细察看，能够发现不同时期印文的字体及镌刻而出的笔法形态都有所差别，这是各时期字体类型发生变化的结果。“伏义将军之印”的镌刻特征，与同时代一部分官印，如“立义将军之印”、“冲冠将军之印”印文镌刻形态极为相似。此外，详察高敞铜印首字残余笔划，能发现与南朝部分官印印文中的“伏”字有相似之处，特别是与“伏波将军章”中“伏”字的笔划非常相像［10]（表一）。左边“人”字偏旁为纵向两笔，右边“犬”字与“八”字笔划相似。当时中国官印的镌刻技法是自下而上刻写，不如汉代官印字体秀丽、飘逸［11]。这种将军印是临时草草刻就，也就是所谓的“急就章”［12]，高敞铜印的印文也具备此一特征。综上所述，高敞铜印的印文与南朝梁“伏义将军之印”印文一致的可能性极高。
4.印章盛装之物的推测 
按照汉魏晋南北朝官印制度，印章当有盛装之物。通常先用丝绢一类的织物包好，再放入口袋形的縏囊［13]中盛装好。因为是放入印章且便于携带或保管，所以被称为印囊。縏囊为皮质或丝绢物，应与品级有关。此外，众所周知，秦汉南北朝时期官印均有系在印体上的绶带，因此，印章与绶带通常是一同放入縏囊之中，以便保管或携带。南北朝以后，因为官印佩戴不便，縏囊仅用来装印绶。隋唐以后随着官印制度的变化，縏囊也随之废止［14]。除縏囊外，印章装盛物还有其他的质地，如用竹、木或金属制成的印笥［15]、印窠［16]、印柜［17]等，均属于印盒一类的东西。通过文献记载可知，天子用金盒［18]，王公用银盒，一般官吏使用铜盒或木盒。高敞五湖里铜印外面有残留纤维质痕迹，印章刚被发现时周边有木质痕迹［19]。若考虑到上述中国官印制度，不可将其视为单纯有机物，而应考虑到其为随葬木质盛装器物的可能性。
三从汉魏南北朝官印制度看高敞铜印 1.汉魏晋南北朝的官印随葬制度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曾存在随葬印章的习俗。随葬印的印文性质不一，或为葬者姓名，或为吉祥语，或为墓主职官。刻有官职名称的印章通常为墓主生前所使用的官印或墓主去世后制成的所谓“殉葬印”［20]。但那个时期能够将实用印章随葬的社会阶层极为有限，据相关文献记载，西汉时期皇太后或太皇太后下葬时能够将生前使用过的实用印随葬［21]。此外，蒙皇帝特别恩宠的臣下死后也可将皇帝所赐的印章随葬［22]，如汉宣帝赐给张安世的印章，原本就是作为官印使用的实用印章，而非为了赏赐而重新刻凿的印章。汉晋官印制度规定，在职期间使用的官印卸任后应归还给朝廷［23]。因此一般来说，出土的印章大部分都是私自刻印而随葬的。西汉时期王侯也无例外，他们也被禁止将官印随葬［24]，但也偶有特例，如上文中提到的张安世［25]。这仅代表一种特殊情况，并非普遍现象。
尽管当时制度可能不健全，或者是我们现在缺乏了解，但是仍可推知，王侯一级离位后也得将爵印全部归还朝廷，能够以印章随葬的情况实属罕见。经常作为例证的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轪侯之印”被判定为非实用印［26]。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中出土了许多印章，但能被证实与墓主刘胜有关的印章一枚也没有［27]。可见西汉早中期，印章随葬制度还未定型。
进入东汉时期，出现了实用官印殉葬阶层扩大的现象［28]。能以实用印章随葬的阶层范围扩大，王侯、公主甚至宠妾都可以印章随葬。但当时皇后等贵族阶层要在生前得到皇帝承认，才可将印章随葬，通常这一认可通过诏赠的形式而实现［29]。
表一// 南朝官印印文所见“伏”字与高敞铜印之字体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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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葬印制度基本沿袭东汉旧制，蜀汉诸葛亮死后诏赠印绶［30]，武乡侯是诸葛亮于蜀汉建兴元年被赐予的封号，文献中所见的“武乡侯印绶”即其生前所使用的佩印。蜀后主下诏策赠印绶表达对诸葛亮的恩宠，这与东汉所谓“皆令赠印绶”的制度一脉相承。
晋代王侯葬印比比皆是，无需皇帝诏赠，这近乎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墓葬仪俗，视前代有所不同。晋代册封了很多诸如“关中侯”、“关内侯”、“亭侯”等名誉性封号，这些封号只是无实权的虚爵，这类侯印无需皇帝的策赐也可殉葬，目前传世印章中的大多数都属于这种情况。已经发掘的甘肃嘉峪关新星公司M9西晋墓中出土的“武乡亭侯”鎏金铜印（图五：1）［31]，及湖南长沙东郊基建工地晋墓中出土的“关中侯印”金印［32]，均为赐给墓主的实用印。这两枚印章的材质、钮形等均符合当时印章的样式，印文书体及刻文也极为整齐。当时王侯实用印章的随葬出现扩大化的现象，应与皇权衰落、政局混乱的历史背景有关，故将其理解为特殊时代下的特殊现象较为妥当，并没有给后世葬俗带来重大影响［33]。现存考古材料也可证实这一点，北燕冯素弗墓中所出土的“辽西公章”及“范阳公章”（图五：2、3、4）［34]，北魏封魔奴墓中出土的“高城侯印”（图五：5）等印文不够精致，很可能是为随葬而私刻的殉葬印。如此可见，北燕及北魏时期实用印的殉葬依然受到限制，即自汉以来形成的经过诏赠后才能将实用印殉葬的制度被较为严格地遵守着。
图五//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王侯随葬印及印文
自东汉至南北朝，中央对官印殉葬的控制较西汉多少有所缓和，但对王侯等上层贵族依然有严格约束。当时有所谓“百官印”者，即若要将实用印殉葬必须得到皇帝的策赐方可［35]，这一规定保持着一如既往的严格性。正因为如此，西汉至南北朝能将实用印随葬的阶层实在少之又少，现存的大量汉魏六朝官印大部分都不是墓葬出土物，而是因战争、灾难而流入民间的，或是私刻后作为家传传承至今的［36]。墓葬出土的官印除晋侯印等几个被皇帝策赐者之外，大部分多是违反国家规定私自随葬的，或是为了殉葬而特别制作、具备冥器性质的“殉葬印”。比起实用印来，殉葬印的印文书体及刻划手法较为粗糙。殉葬印出土数量并不很多，又有大量伪造印章出现，因此利用印章材料进行断代实属不易［37]。作为高敞出土铜印之直接比较对象的南北朝官印也不例外，古坟中出土南北朝官印为数不多［38]，梁代官印出土也属前所未有。正如前文所提及的那样，得到许可能将印章随葬的阶层实在有限，相当一部分不是私藏印章，就是私刻印章作为冥器来随葬的。考虑到这点，那么高敞五湖里出土的铜印若为最早出土的南朝梁之官印的话，其作为首次发现的重要性无需多言，今后也定会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
2.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戎号体系与武职官印 
魏晋南北朝时期戎号官印占秦汉系统武官印中的绝大多数，这是当时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所致。明清以来，有许多印章研究者收集了这些印章，并对其中一部分作了初步分析［39]。
魏晋南北朝时期将军名号非常之多，且每个朝代所设置的军爵之间并无统一性，最常见的将军名号有前后、左右、四征、四镇、四安、四平将军等［40]。前后、左右将军的称呼起源较早，大约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存在［41]；征、镇、安、平将军等戎号估计是汉末曹魏以后才出现的。它们大部分是常设的戎号，属品格较高的军爵。魏晋南北朝时期将军职名的印章中数量最多的就是杂号将军，传世的戎号印大多数是当时赐封的杂号将军所佩戴的印章。
古代中国杂号将军之称［42]早见于汉代，从东汉末至三国始有增长的趋势，进入南北朝后数量迅速增长，魏晋、刘宋时代的杂号将军称谓，因王朝交替多少有所增减，但品阶大体上并无太大变化。晋代将军品阶是一种体系完备的爵制，这给后来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的爵制带来不小的影响。当时将军品阶中冠军、龙骧、征虏、辅国等戎号是足以与征、镇、安、平等将军相匹敌的高品阶戎号，略低一等的戎号有宁朔、五威（建威、振威、奋威、广威、扬威）、五武（建武、振武、奋武、广武、扬武），其下还有鹰扬、折冲、轻车、虎烈、宣威、威远、宁远、伏波、虎威、凌江、材官、牙门等戎号，除此以外的杂号将军均属于相对较低的品阶。北朝使用的将军名号大多数是沿袭晋代而来，个别将军名号的品级与晋代大同小异。南朝萧梁共设有125种将军名号，分24班品级。梁普通六年（525年），设置了所谓“施于外国”的109种将军戎号及24班品级。大通三年（529年），戎号将军的设置更趋完备，共编制有240种将军戎号，24班的品级相沿不变。这当中完全作为“施于外国”之用的将军戎号增加至125种，品级也增至28班。此后的陈朝也大体沿袭梁制［43]。这样一来，梁、陈政权不仅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设置将军戎号最多的朝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戎号体系最为繁杂的朝代。魏晋南北朝时期数以万计的将军名号中有从西汉起就已存在的裨将军、偏将军等名号，一般来说这种将军名号品级极低，位于将军中的最末端。当时还有校尉、中郎将、军司马、别部司马、部曲、部曲督、助郡都尉等武吏名号，这当中一部分是将军的属官或地方郡县的武官名号，要不就是接受了中央政府封地的地方豪族官号。这些武官们也是当时庞大的军事机关中的重要成员。大多数将军的主要任务是参与军事活动，或分担“镇卫京师”的都城防御工作，执行统帅宿卫禁军的任务。
当时的印章在样式上也出现相应的变化，这主要反映在印钮及印文镌刻样式上。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将军印随时代的不同而出现样态上或多或少的变化，印章造型、制作及印文刻书的技法等稍有改变。北朝的印章虽有些粗糙，但不失雄伟，而十六国、南朝印章的印钮造型或印文刻书的水准都不及北朝，这与汉式官印体系逐渐走向衰落的过程是趋同的。
四结论 
总之，高敞五湖里出土的铜印与南朝梁代“伏义将军之印”的形态、印文极为相似，其为南朝官印的可能性很大。但梁代官印为何流入百济目前还难以定论，因此高敞铜印的性质也无法完全弄清。只有将铜印流入的原委及路径的考察综合进行，才能梳理出百济对中交流的脉络。但考虑到当时泗沘百济南部的考古材料尚未周备，想要将这一过程进行全面的论述还是等到遗址发掘报告出炉之后吧，这里仅以历史文献和现已确认为泗沘期的百济考古资料为证据，就当时百济与南朝政权间的国际交流，对于铜印流入的原委做一个粗略的推测和描述，以代结论。
可以认为，铜印的流入［44]有很大可能性是百济中央政府与梁的对外交流中所产生的结果。梁将官印赠赐给百济中央政府，此后百济内部再将其赐予下属官吏，迄今为止这种推测最具说服力。众所周知，梁与百济的交流已充分反映在文献史料及现存考古材料中。不仅是百济，当时的高句丽、新罗也好几次从中国各政权那里领受了戎号官爵。
高敞铜印也可理解为是在此过程中流入的实物，此外，从一定程度上能估算出铜印流入的具体时间段，即通过文献资料中记载的“伏义将军”的设置年代，推断出梁官印流入百济的时间上限。前文提及，伏义将军名号的设置年代是梁大通三年（529年）［45]，所以铜印流入的上限应是在6世纪初以后。这对于铜印性质的判定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也算是一大收获。
另一方面，如果百济中央政府是通过赠赐地方政治势力的方式而使铜印得以流入的话，那么这个地区对于百济中央政权来说一定具有显著的政治意义。高敞铜印的出土地是距王畿地区较远、属于泗沘百济中央政府不能完全控制的南部地区［46]，这一点颇引人注目。即便“伏义将军”是最低的品级，它也是通过对中国戎号官职授予请求而得来的，可以推断这是为了确保高敞地区政治势力维持一定政治比重而出现的情况。此外，据考古材料显示，6世纪上半叶高敞以南地区的荣山江流域曾有过百济为确立疆域而发生的战争［47]，铜印的性质也可看为是对已成为疆域的地区施行某种地方行政制度的表现［48]。当然无法排除今后也会在包含泗沘地区在内的其他百济领域中出土的可能性，但首先通过高敞地区的考古材料及文献史料来理清其政治性质及流入地点应该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也是要最先研究的。由于高敞五湖里百济古坟的学术报告尚未完成，现在考察遗址的性质虽为时过早，但考虑到现已确认的高敞地区其他百济古坟的存在，对此种可能性的推测从某种程度来说也具备一定说服力。迄今高敞地区高敞邑竹林里、上甲里石室坟已有报告面世［49]，但这些遗址只进行过地表调查，石室的形态、构造、筑造时期等还无从知晓。只有礼智里古坟是已进行过发掘调查的遗址［50]，古坟使用加工过的板石修筑，与高敞五湖里5号石室坟相似，都是堆砌石壁后再以石板作为盖石的，并有暗渠形的排水道。此外，扶安竹幕洞遗址作为海上交流的根据地，这一带成为交流中重要据点的可能性确实很大［51]。如果认为边山半岛和内陆地区的高敞一带泗沘期百济古坟的集中分布，反映了竹幕洞遗址及百济的海上对外交流的实际状态［52]，这种背景成为促使百济中央政权巩固对此地区的统治的原因之一。同样也可认为，这种政治环境可能成为中国官印通过百济中央政府而流入的一种直接契机。那么，首先得弄清高敞一带已被确认的这一时期前后之古坟构造及系统、墓主的身份等问题。本文仅能在此提出问题，要做出相应解答尚属困难。
此外，还存在其他一些需要缜密查考的问题，特别要对与实用印随葬相关联的部分进行考查。其中的一个问题是，朝鲜半岛出土的中国官印是否受到了中国印章随葬制度的影响及约束？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存在于中国有关戎号官爵除授的文献中。当然，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充分调查整理包括百济在内的朝鲜半岛全境中国官印的出土情况，并按时代对不同政治社会环境、历史环境进行慎重的考察。本文未能展开这项工作，殊为遗憾，只能留待他日加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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